收拾好一切要走了，有两件事却让我们为难了：一是杨红旗死活不愿意跟着我们出去；再一个小威尔逊和他的同伙该怎么处理。

在没有交谈之前，陆大川是绑也要把杨红旗绑出去的，可是现在他说他这样的情况孤独地生活在这里虽然痛苦，但要是出去了他会生不如死，再说他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反倒让我们觉得硬带他出去是强人所难了。至于小威尔逊和马修，陆大川不想他们因为我们而死（竟管之前重创了他们，但那是不得已。），又不想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头再来找我们麻烦。

就在我们商量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的时候，杨红旗说：“你们放心走吧，这两个人交给我了。”

我们没想到杨红旗会这样说，诧异地望着他。

“怎么信不过我？”说了一天的话，杨红旗几乎丧失的语言功能恢复了不少。

陆大川支支吾吾：“不，不是……”

杨红旗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别看我年纪大了，身体还成了这样，在我的地盘上对付几个人还是没问题的。”

杨红旗说出了这种话，陆大川也就无话可说了，戴上夜视镜，拔出大弯刀，去看石室外的情形。

杨红旗说：“以我的经验，它们已经散了。”

陆大川一看洞厅里果然不见了那些妖树。

我们把堵着门口的破烂启开，炉子按杨红旗的吩咐放回到原位，出来后我才指给陆大川看地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不过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文字的翻译就在笔记本上，所以并没逗留，快速向通往下面的甬道口走去。

杨红旗送我们到最下面一层的一个洞口，临分别时叮嘱我们尽量走快一些，要是碰到无根树不要用火烧，火是能烧死它们，但火的温度会把更多的树招来。

谢过这个困在山洞中几十年的名叫杨红旗的老人，我们攀附着登山绳鱼贯滑到山根。下面空旷的地面上，那些尸体还在哪里站着，不过知道了他们的死因，再一次向下望去，他们内心深处少了一些恐惧，多了一份同情。

站在山脚下，陆大川戴着夜视镜向四周巡视了一下，那些无根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半个影子也没看到，但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领着我们迅速穿过空旷地，走向内壁开凿着无数石阶的那个竖井似的洞穴。

进到洞内，抬头向上仰望，通往上面化石村庄的黑黝黝的洞筒内依然没有无根树的影子，陆大川松了一口气，把夜视镜向上推得扣在脑门上，打开自己的手电，带头踏上石阶。

由于在杨红旗居住的石室内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们精力十足，攀爬起一路向上的石阶并不感到特别吃力，你一句我一句话便多了起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科考队的事情上，陆可琴和林仙儿因为睡觉错过了杨红旗的讲述，这会缠着我再给她们讲一遍。

两个美女让复述科考队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女人，我当然乐意，整理了一下思路，绘声绘色讲了起来：

“那个人叫杨红旗，是一名解放军战士。1954年7月的一个晴朗上午，他和他所在连队的九个各方面都特别优秀的战友被叫到连长办公室。连长简单地说了一句需要他们去执行一项艰巨光荣的任务，便把他们交给了坐在办公室沙发上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四十来岁的男人说，这位是黄同志，在执行任务期间一切听他指挥。

他们面向黄同志敬个军礼。黄同志挺有派地站起来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毫不客气地给他们下达了一个命令：时间紧迫，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回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十五分钟后带上一身换洗衣服和武器在连队大门口集合。

连长和黄同志都没有说具体执行什么任务，杨红旗和战友们虽然满腹狐疑，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也不好问东问西。十个人回到自己的班，拿上衣服和武器来到连队大门口。

一辆蒙着黄帆布篷的军用卡车停在大门外。黄同志背着手在车边踱步，看见他们出来就招呼他们上车。他们上车后看见车上已经装好了一些东西，仔细看有棉被、军大衣、装着弹药的木箱、帐篷和一些食物和水。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东西，他们更摸不着头脑了。尤其是棉被和军大衣，大夏天的带这玩意干嘛？每个人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坐好了！’黄同志从驾驶室后窗上对他们说。

这时他们才看见驾车的是他们连队的小张。

目的地不明，任务不明，卡车载着杨红旗他们‘隆隆’驶离连队。心里憋着老大的疑问，由于黄同志在前面坐着，他们也不好意思讨论。

太阳越来越毒。杨红旗等人坐在四面不透风的卡车上，闷热加上颠簸，不多大一会就头昏脑胀进入了半梦游的状态……”

我讲得正带劲，陆可琴逮住我胳膊内侧一块肉拧了一圈：“不能利索点，卖这么大关子有意思吗！”

我又疼又无奈：“好，好，不卖关子……他们要执行的任务正是保护前往青藏高原进行考察的科考队的人生安全。不过科考队名义上并不叫科考队，而叫调查团。”

“调查团？”林仙儿皱起了眉头。

“嗯！”我点点头正要讲叫调查团的原因，走在最前面的陆大川“哎吆！”大叫一声，一个趔趄就从台阶上摔了下来。